| 二、佛教背景介绍 有隋一代，经文帝与炀帝二人治下，鼓励与支持佛教发展，佛教本土化的传播进入极盛阶段。
隋文帝极为崇信佛教，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，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。又令计口出钱，营造佛像；替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，写经四十六藏，凡十三万卷，修治旧经四百部。在隋文帝时期，曾颁下“佛教治国策”、“佛教兴隆策”、“天下佛寺复兴诏”等，佛教等同于国教，全国各地盛行佛教化。
隋炀帝杨广当权时与天台创始人智者（538～597年）大师的关系，非比寻常，颇受佛教思想影响。智者大师曾为杨广授菩萨戒，并授予“总持菩萨”之号，而杨广则赐予大师“智者”的德号。杨广支持翻译佛经事业，设置官办翻译机构，曾下敕在洛阳上林园设翻经馆，翻译佛经。据《辩正论》卷三所载，炀帝一代的佛教成绩，表现在物化层面也是非常可观的。所度僧尼16200人，铸刻新像3850躯，修治旧像101000躯，修治新旧佛经612藏29173部903580卷。
总之，在隋朝二位帝王极力推动佛教发展的时代，共计修建寺塔5000余所，塑造佛像数万，并且翻译数万佛经，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。隋代的密州，可谓是佛教化的全盛时期。
及至唐代，密州一直延续了隋代的佛教文化兴盛的氛围。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，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基本延续了隋朝的作法，武德二年（619年），还在京师聚集高僧，立十大德，管理一般僧尼。武德九年（626年），高祖虽因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，准备沙汰佛道二教，但终因皇子们争夺皇位之变故而未及实行。因此，唐代的密州佛教发展同样兴盛。
三、师承背景介绍 在唐武德六年（623年）时，三论宗大德明胜大师在密州弘扬佛法，聚众讲法，影响甚巨！据今县志记载，村西有高阳（古密州）故城遗址，村东南有金陵寺（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南高阳村，始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（520年），现尚存石佛两尊——日光遍照菩萨，月光遍照菩萨。佛像高约三米，在束腰莲花座上，呈结跏趺坐式）。以此推断，明胜大师当时应该是驻锡该寺传播三论宗法义。当然，可以存疑与有待研究。更需要有力的史料及碑刻的佐证。而幼年的善导大师即跟随明生法师作为净行者，佛门童子的身份，潜心学习佛法。
在隋代时，不仅朝廷对选拔官员设置的“科举制”，僧人出家同样也要经过皇家度僧考试的选拔，而合格者才可以正式出家为僧。至唐代时，度僧的方式同样沿袭了隋代的官试选拔制度。此时的善导大师，应该以净行童子的身份，在明胜大师的教导下，开启了自己的佛门的新生活。
史料上对明胜法师的记载缺乏，其事迹不详。我们仅能从其他史料中，旁证他是修学与弘扬三论宗的学匠，在当时也是颇有影响的义学高僧。明胜法师本是兴皇寺法朗（507—581）弟子，他和开创三论宗的吉藏（549—623）大师同为法朗大师座下的高足。
法朗大师则为南陈京师三论宗翘首人物，曾以《山门玄义》评破成实一宗，使三论宗义成为南陈佛教主流思想。
而会稽嘉祥寺吉藏大师博学多识，历受陈、隋、唐三代王室的尊崇，称得上是三论宗之集大成者，实际领军之宗主大师。最初宗承他的本师法朗的学说，深究三论和《涅槃》；继而摄取天台宗的《法华玄义》；最后倾其全力于三论的阐扬，著作《三论玄义》，树立了自己的宗要。在他以前的所谓“古三论”，有罗什门下僧肇、道融的“关内义”(或称“关河旧说”)，有僧朗、僧诠、法朗三世相承的“山门义”，到了吉藏大师时，始集三论教义的大成，因此他的三论学说被称为“新三论”。
据传，法朗大师临终时曾付嘱明胜法师代为统领学众，弘扬三论宗义。明胜法师曾弘法至茅山（今江苏句容），在此有聚众讲学，传播三论宗义的记载。而牛头山法融（594—657）亦出门下。
又据传，法朗大师的门人明胜法师，曾在北地倡导“四论宗”的义理。据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“四论宗”词条所载，“唐代时，虽有南地三论的骁将法朗之徒明胜，在北地倡导四论义，但事迹不详。
四论宗是三论宗系统下的一派。因以《中论》《百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《大智度论》四论为宗义，故得此名。又称北地三论，此派人师世称北土三论师或北土智论师。以昙鸾为开祖。其宗义之特色在于主张积极性的空论。此外，慧旷、智琚、义褒、慧均等均为发扬四论玄旨之南地诸师。
善导大师自幼聪慧，深具善根，自出家以来，颇得明胜大师喜爱。尽管明胜大师当时已至暮年晚景，但是老来更加爱惜才俊，悉心培植菩提心苗，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，注重言传身教，耳提面命，并加以循循善诱，如此随事导引，如理勤加修行，则令幼年的善导大师获益非凡。就这样经过明胜大师的苦心栽培，历经多年行事的磨练，未及弱冠之年，善导大师便悟得三论玄学旨要，亦逐渐地通晓了《维摩》《法华》等大义，明鉴知微而有出尘拔群之宏志。上一页 [1] [2] |
